師生之間常用的說法是繼承衣缽。 但是，用于路遙和柳青，似乎不太合適。

柳青親自離開大城市北京，定居陜西農村，幫助當地農民建設合作社，最后創作了《創業史》。 該書描述了一個村子里不同的人克服各種困難，從獨門獨戶的獨立組織走向集體化的合作社的過程，梁生寶作為小說的主角而聞名。

路是相反的。 《平凡的世界》開始于1975年。 在文革已經處于強弩之末的時期，合作社暴露了許多問題，所以孫少安和其他村民一樣，開始分田地一個人干。 用孫少安在電視劇里反復說的話來說，農民本來就是種田的，為什么不知道怎么種地呢？ 鄉、縣不用管那么多事，把田地交給農民種就行了。

概括地說，《創業史》就是如何組織農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反過來講的是如何把農民從集體中解放出來，獨自勞動的故事。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更直觀地反映出農民只有從集體中解放出來，才能打破枷鎖，在平凡的世界里過上不平凡的生活。

但是，路遙去世太早了。 1992年，他去世了。 由于這一年是改革開放以來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路遙沒能看到之后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期，但沒有成功。 即使是電視劇中用很大篇幅描繪的分田至戶，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安徽省小崗村開始了從分田到挨家挨戶的嘗試，之后作為解放生產力的先進經驗被強制宣傳到全國，但直到1980年，仍有部分地方沒有實行分田到挨家挨戶的承包責任制。

關于這一點，電視劇中也有說明。 由于在黃原地區業務成績突出，省委要派出黃原市委書記田福軍在遲遲推行承包責任制的平原地區開展業務，推進這項工作。 當地有人抵制承包責任制。 其理由是，集體體制也進行得很順利。 沒有必要分開田地一個人干。 同樣的阻力實際上也存在于中央。 據當時中央領導人趙紫陽回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徐前，對分田單干持保守態度。 趙紫陽自己也認為分田到家的經驗很好，但是不應該在全國一律，集體做得好的地方應該允許保存。 但是，歷史事實是，全國保存的集體體制村落只有2000多個，有時在分田單干之后回歸集體，最典型的當然是華西村。

我以前說過，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社會狀況可以說是最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一切看起來都很繁榮，充滿活力，但本身是不可持續的，要么走向社會主義，要么走向資本主義，不能一直保持那樣的小生產者的狀態。

所以，在道遙寫《平凡的世界》的20世紀80年代，他看到的只是分田單干帶來的利益，城鄉差距縮小了一次，有些人先富起來，沒有預想到后來的變化。 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改革進入加速期，貧富分化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也日益擴大，最終農村完全成為城市邊緣和周邊。

而且，路遙沒有觀察到，我國糧食產量在1980年前后經歷了持續的增長，但這并不是承包責任制帶來的，正是那時投資建設的化肥廠生產，大量采用化肥，才帶來了糧食增產 雖然當時城市改革還沒有全面進行，但由于這個農村呈現出生機勃勃的狀態，農民的收入也在穩步提高。 但是，1985年以后，這個進程幾乎停止了。 1984年，改革重點轉移到城市，農村改革基本陷入停滯期。

其實，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呈現出比停滯更為嚴重的狀況。 從我的個人經驗來說，集體化時期，我老家的村子里有拖拉機等耕作機械，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完全恢復了人力和畜力的耕作。 1985年以后，村子里很多人像孫少平和孫少安一樣出去打工。

在我們的土語中，這被稱為副業。 很快，到20世紀80年代末，副業和種植經濟作物的收入已經成為農村家庭的主要現金收入來源。 我們家就是這樣。 我出生于1979年。 從有記憶的時候開始，父親就在外面做副業。 我只在農忙時期回家，其他時間跟著建筑隊工作。 然后在我成為小學生的1986年，父親回家，開始種烤煙。 持續到1994年。 在這期間，到1990年，種烤煙也賺了錢。 家里裝電燈，買黑白電視機是在1990年。 1990年以后，種植煙草利潤微薄，只能維持全家的基本生活，不能進一步改善家里的經濟狀況。 在妻子在家吸煙，丈夫可以在外做副業的家庭，家庭經濟狀況明顯改善。

電視劇中，孫少安在磚廠做了一段時間副業后，回到村子里自己開了磚廠。 這個經歷和我注意到的相似。 20世紀80年代，作為集體時代的遺留，鄉鎮公司逐漸迅速發展，1990年前后達到鼎盛時期。 我們鎮上有三個磚廠，除了鎮上的國有企業外，兩個村也自建了磚廠，另一個村辦了日用化妝品廠。 1991年以后，鄉鎮公司開始改革，全國性的鄉鎮公司大面積破產關門。 我們鎮上的三家磚廠，除了該國有企業保存外，剩下的兩家相繼倒閉，另一家村的日用化妝品廠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最后倒閉。

道遙沒有經歷過的1990年代是我上中學的時期，可以用簡單的眼睛關心社會了。 只是，我沒有像孫少平一樣，離開過老家所在的城市一帶。 那是因為缺乏比較。 但是，正是在這一時期，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推進，縣級以下國有企業紛紛倒閉，基層政府財政拮據，只能通過各種稅收向農民討錢。 農民甚至需要用外出賺錢來支付政府規定的稅金。 那個時期，基層政府和農民的關系越來越差。 我們村的某個個體，因為供貨晚，被村支書和派出所來的警察逮捕，綁在村委會門前的樹上，被綁了一整天。

當時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也很少。 1995年，我和父親一起在建筑工地工作過一個月。 平均每天收入只有10元，每天伙食費1元，大部分時候饅頭只能夾青辣椒。 因此，當時孩子上學或生病，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都在惡化。 我考上大學的1998年，學費為3500元。 到學校后需要買些東西，一共要5000元，而我們家當時的存款只有2000元。 我一年級寒假回家的時候，爸爸已經賣了幾只家里的羊，院子周圍的樹也砍了很多，能賣的都賣了。 在電視劇中，孫少安的妻子病了，病得很重，這意味著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在《平凡的世界》的原作中，孫少平是主角。 他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初中畢業，先回村里的學校當民辦老師，然后打工想離開農村。 因為我覺得他的未來不在農村，而在城市。 和他一樣的人選擇增加的地方是，1977年重新開始高考后，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在體制內工作。 沒有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民辦老師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通過考試和師范學校的進修，獲得了正式的職業身份。 2000年，民辦老師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我在上村里的小學的時候，全校有20個老師不在。 只是兩個人是公派，也就是有正式資格的老師，其他人都是民辦老師。 后來哪個民辦老師被解雇回家種地，或者通過考試取得正式資格？ 只有這兩種方法。

越來越多的孫少平隨后開始了漫長的打工生活，從附近的城市迅速發展到廣東、長江三角洲等地。 空間距越大，他們照顧鄉下的房子也越難。 他們在城市打工，賺錢，把錢送回家。 孩子們跟著他們漂流，成為城市邊緣的人，或者留在老家農村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此后，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孫少安和孫少平等人已年老體衰，逐漸回到農村，逐漸老去。

算起來，孫少安的孩子應該和我同齡。 也就是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成為青壯年勞動力。 他的未來有三種可能性。 一個是和我一樣多次讀書，通過高考進入城市生活，但這個過程的所有費用都要靠家庭來支撐。 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家取消了高等教育的免費政策。 或者在廣東或者長江三角洲一帶打工，像孫少平一樣，去城市找別的生活。 當然，后者的可能性是最好的； 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在農村繼續種田。 的一些小學、中學同學之后基本分為這三種類型。

農村經濟狀況真正好轉是在2000年以后。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廣東、長江三角洲等工業化進程加快，勞動力訴求加大，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輕一代相繼在這些地區打工，與孫少安、孫少平同齡的一代在附近打工，因此， 而且，由于勞動力的流失和人員的流動，農村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人際關系、以前流傳下來的習俗等方面也是如此。 這幾年，我每次回老家，都能感受到農村的經濟衰退和衰退。

也就是說，真正提高農村家庭收入的，不是分田一個人做的，而是受惠于工業。 分撥帶來的利益實際上到1984年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之后，對農民來說，更深刻的是平凡世界中所說的生活痛苦，這種痛苦是插秧的衍生品。

當然，我們不應該懷疑道遙寫作時的誠信。 他站在農民的角度描述了那幾年發生的一些變化。 沒有一點高姿態的獵奇、同情和同情，用非常平靜的語調描述了這種變化發生的過程和人們之間的心理狀態的變化。 但是，很遺憾，他為什么明明幾千年土地都是私有制，農民卻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似乎更是想都沒想。 為什么他的老師柳青這么熱衷于合作化？

因為，柳青看到的正是組織化之后，農村散發著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生機和希望，農民的生活除了為生存而奮斗之外還有別的意義。 然后，路遙把他看到的農村情況全部歸結為集體制對農民的束縛，粗暴地否定了集體制對農村和農民所具有的幾種土地交換的重要意義。 之后，農民生活的艱辛，他用人生和生活簡單地說明了過去，但沒有思考其背后所隱藏的制度原因。

例如，長期困擾農村家庭的重大疾病帶來的家庭經濟困難，最終處理依賴的仍然是兩個原因，一是隨著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國家財政負擔得起，二是被路遙輕易否定的合作化。 今后農村的出路也在這兩條。 一是工業快速發展，一是組織農民，走合作化道路。 扔了這個就沒有別的路了。

本文：《“岳峙：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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