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創刊，1928年復刊，再1940年在延安創刊兩次。 無論命運如何沉浮，它前進的軌跡總是清晰的，那就是與黨緊緊同行，一步一步，深深地留下了紅色刊物的歷史足跡。

1922年5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會書記部的倡議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 中國的工人運動，就這樣揭開了波瀾萬丈的新篇章。

1924年10月，《中國工人》雜志創刊。

在《中國工人》的創刊號上，沒有發文，也沒有主辦者的大致說明。 從創刊號開始，雜志連續出版五期，以理論文案為主，撰稿人多為中共高層領導和工運領導。 他們關注的問題是，在高房子里建甑，同時貼近工人運動的實際。

第1期( 1924年10月出版)《工農軍與北伐》(作者:中夏)、《工人與黨》)作者:士炎)、《南洋煙廠罷工的原因和所獲得的教訓》)作者:德隆)、《紅色職工國際的東方戰略》)作者:中

第2期( 1924年12月出版)《船員推進問題》(作者:中夏)、《廣州工人最近的覺悟》)作者:德隆)、《誰是朋友？ 誰是敵人？ ()作者:能到)、《來俄羅斯一個月的感想》)作者:偉民)。

第3期( 1925年1月出版)《10年以來的世界工會運動》《關于國際工會運動》等4篇(作者:羅章龍) )。

第四期( 1925年4月出版)《二七失敗后的安源工會》(作者:劉少奇)、《北京政變后的政局與工人階級》)作者:秋白)、《上海的童工問題》)作者:守常) )。

第五期( 1925年5月出版)《五一運動與中國工人》(作者:張特立)、《五一紀念與共產國際》)作者:秋白)、《勞動運動復興時期的幾個重要問題》)作者:中夏)。

在這個階段，《中國工人》沒有出版第六期。 理由是，還需要繼續考證。

根據羅章龍的《椿園載記》，1923年中共中央決定制作工人運動理論刊物，但由于人力不足，很久沒有實現。 1924年，中央決定再次制作革命理論和實踐綜合的工人運動刊物，命名為《中國工人》。 我從歐洲回國，擔任主編，推我組成委員會。 1924年10月，創刊號誕生。

《中國工人》雜志第一期共36頁，定價為銅元4張。 第二期增加到了63頁。 部啟事解釋說，本期由于篇幅擴大，印刷費增加，特別是根據成本增加了兩倍，每份將銷售8枚銅幣。 希望網友原諒。 第三期恢復原價銅元4枚。 第四期擴充到86頁，定價銅元20張，第五期也一樣。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1銀元可以換154枚銅元，4銅元約3美分。 按當時的物價，銅元4公斤可以買到青菜0.5公斤，銅元20公斤可以買到大米1公斤。

劉少奇、瞿秋白的名字為這五期雜志的作者所熟知。 其他一些名字，如中夏、重遠、士炎、德龍、述之、偉民、能至，同樣是當時中共的領導人。

中夏、重遠，即鄧中夏，中國共產黨首批黨員之一。 1921年就任中國工會書記部北方支部主任，領導北方工人運動，在全國開始勞動立法。 1925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推進部長，1929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士炎，即趙世炎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0年，與周恩來等創立中國歐洲支部。 1924年回國，擔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推進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領導了震驚國內外的上海三次工人罷工。

德龍，即項英，是中國共產黨在湖北發展最快的產業工人黨員，在武漢、上海等地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 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后，當選為副委員長、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那是彭述之，1921年在蘇聯逗留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回國，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指南》周報和理論雜志《新青年》，1925年與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相當于政治局常委)，擔任推進部部長。

偉民，即林偉民，是中華船員工業聯合會的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 1922年1月，指導蘇兆征等和香港船員罷工，8月，上海船員罷工開始并指導。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與劉少奇等組織安源路礦大罷工，擔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兼秘書長、推進部長等職。 1949年以后，擔任全國總工會黨組織書記、副主席，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當時，這些打火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重量級人物。 他們為《中國工人》雜志撰稿，充分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高層對工人階級推進和發動的高度重視。

《中國工人》的再刊，已經是1928年12月了。

在此之前，國民黨右派背叛了革命，大量屠殺了共產黨和工人積極分子。 中共六大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新的勞動運動戰略。

為了貫徹中國共產黨第六大精神，中華全國總工會除了整頓各地工會外，還加強了《中國工人》、《工人寶鑒》、《上海工人》等報紙的出版和發行工作，在輿論的影響下，推動了白區工人運動的初步恢復和快速發展。

現在恢復出版的《中國工人》已經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刊物，文案也比以往有了變化，理論篇幅減少，工會文件、國際工運等主題素材的比重增加，新設了鐮和鐵錘欄，記述了各地工人的生活、工運動態

復刊后的撰稿人大多采用假名，年代久遠，今天不容易考證其真實身份。 但是，有不能忽視的作者。 他是蘇兆征。

蘇兆征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知名領袖。 1921年，計劃與林偉民等成立中華船員聯合綜合工會。 1922年，指導香港船員罷工。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省港大罷工。 之后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等職。 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中國工人》的這次復刊，國民黨背叛革命、白色恐怖主義籠罩全國、推進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文案受到了嚴格審查。

為了避免國民黨當局檢查，這一階段出版的8期《中國工人》雜志，后4期都沒有曝光《中國工人》的刊名。 其中，第五期和第六期的封面是漫畫集，第七期的封面是紅拂夜奔(戀愛小說)，第八期的封面是愛情叢書。

第八期之后，《中國工人》雜志陷入了長達11年的沉默。

滿洲事變、紅軍長征、西安事變、抗戰爆發&hellip； &hellip； 在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之后，《中國工人》雜志迎來了自己的輝煌時刻。

1940年2月7日，作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機關刊物，《中國工人》在延安第二次創刊。

新《中國工人》創刊號用毛澤東的題目寫刊名，親自寫發文。 該發文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思想文獻。

毛澤東說:“<； 中國工人>； 發詞》指出，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后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這最后的目的而奮斗&hellip； &hellip； 因此，團結自身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 《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個任務。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27頁)

(一九四零年二月七日)

毛澤東

需要出版《中國工人》。 中國工人階級，這二十年來，在自己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英勇的斗爭，成為全國人民中最自覺的部分，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中國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斗爭，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斗爭。 這份功績非常大。 但是，中國革命尚未成功，必須付出巨大的力量，團結自己，團結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團結知識分子，團結一切革命的人民。 這是一項巨大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這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責任，這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責任。 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后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這最后的目的而奮斗。 但是，不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階段，就不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因此，團結自身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 《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個任務。

《中國工人》用通俗的語言講很多道理給工人群眾聽，報道工人階級抗日斗爭的實際，總結其經驗，為完成自己的任務而努力。

《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培訓工人干部的學校，讀《中國工人》的人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工人中間要教育很多干部。 他們必須具備知識、能力，不依賴空名，而是根據事實工作。 如果沒有大批這樣的干部，工人階級就不可能要求解放。

工人階級應該歡迎革命知識分子幫助自己，決不能拒絕他們的幫助。 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助，自己不能進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這家報紙好好運營，多刊登生動的復制品。 請避免呆板、古板、不招人待見、沒有味道、不起勁。

報紙已經做好了，必須作為一件事來做。 一定要把那個做好。 這不僅是做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 觀看的人提出意見，寫郵件短文并發送，表明自己高興什么，不高興什么，對于讓這份報紙很好地發揮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是我的希望，作為發刊的話。

這篇文章收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里

為新《中國工人》創刊號題詞和寫作，有林伯渠、吳玉章、王明、洛甫、王稼祥、康生、鄧發、張浩等。

林伯渠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吳玉章擔任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王明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洛甫(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推進部部長，王稼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康生是前任中職委員會書記，也是當時中共中央社會部和信息部部長。

這樣的慶祝陣容表明了當時延安高層對工人運動的重視。

《中國工人》創刊號是二七紀念專輯。 當時的張浩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副書記(本名林育英)，它(《中國工人》雜志)至今天才出生，但它在十七年前就已經長大，它) &lsquo； 由二七烈士的血、林祥謙同志的血、施洋同志的血、以及今后許多烈士的血聯系在一起。 它決不會沿著這條血路前進，我確信前途艱難，更光明。

兩個月后，張浩和毛澤東、朱德等出席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時，突然發生腦溢血，搶救馬上沒有生命危險，但已經不能工作了。

1942年3月6日，張浩病死，享年45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輪流守護他的靈，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棺材運到桃花嶺埋葬。

史料記載，毛澤東一生中唯一抬棺的。

這一階段《中國工人》的另一位撰稿人鄧發，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經驗也帶有傳奇色彩。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一把手，而且5萬元的懸賞金是他的首級&hellip； &hellip； 這個有名的&lsquo； 共產主義者，住在敵陣的中心，到處都不把追緝他的間諜放在眼里。

1940年初，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后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主辦《中國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鄧發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出席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和執委會候補委員。 有史料稱，鄧發回國前，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向毛澤東贈送油畫帶回延安。

但是，1946年4月8日，鄧發和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在重慶乘飛機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其畢加索的名畫也丟失了。

延安時代的“中國工人”以全新的辦刊宗旨和思路問世，文案更直接地面向職工群眾，特別是抗日根據地的工人、工會，為網民提供了全新的閱讀感受。

1940年，包括陜甘寧邊區在內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工會會員已有50多萬人。 當時工會的首要活動是動員工人參軍參戰，打擊敵人造假，反對投降。組織工人努力生產，迅速發展邊疆經濟，妥善解決支援前線的勞資關系，改善職工生活，組織失業

顯然，這與大革命時期以罷工為中心的斗爭形式完全不同。 為此，《中國工人》大幅增加對邊遠地區及各根據地工會、工廠、工人的報道，每期都有相關新聞稿，并觀察報道國際工運的動態，普及工運的歷史知識。

為了吸引越來越多的員工投稿，“中國工人”部希望各地的工友們和關心中國工人事業的人經常到本刊投稿。 只有這樣，才能使本刊的文案更加豐富、新鮮、活躍。

不僅如此，《中國工人》從第三期開始開設工人習作專欄，專門刊登工人自己撰寫的工廠通訊、工會活動、學習體驗等，文章青澀，但文風質樸。

順便說一下，《中國工人》第七期是工人生活特輯。 編輯后記說，這些都是各地工友們發來的稿件，從這些生活的實錄中，一片黑暗的陰影和悲傷的消息像大后方工人的生活一樣流露出來；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邊遠地區和晉西北勞動者生活般明亮的圖畫&hellip； &hellip； 只有給予工人民主自由，妥善改善工人生活，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一定會大大提高，中國工人階級的抗戰力量會得到更大的發揮，這對于取得抗戰的勝利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1941年3月，《中國工人》在延安停刊。 它再次出現時，已經是1950年的新中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華夏九州歡歌震天。

至今為止有哪些解放前出版的26本“中國工人”的原始拷貝留存著，成為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運動歷史的寶貴資料。

本文：《“聲音里的工運史”》

心靈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