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迅速發(fā)展史上，男女關系的發(fā)展始終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近代以來，婦女解放、男女平等運動成為世界性潮流，男女同工同酬是其中的重要標志之一。 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初說。 婦女解放的最初先決條件是所有婦女重新回到公共事業(yè)中。 在工資未廢除之前，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終是所有社會主義者的要求。 ①國際勞工組織1919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章程》規(guī)定，男性和女性對等值的員工領取同等報酬。 ②根據(jù)②1951年公布的《男女勞動者同工同酬公約》，沒有規(guī)定因性別而異的報酬標準。 ③目前，世界各國大多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和法規(guī)，并加以具體實踐。 在中國，男女同工同酬政策提出和展開較晚，真正提倡同工同酬概念并納入法律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yè)集體化時期。 迄今為止，它是我國提高婦女地位的重要措施。

關于男女同工同酬，西方學術界的研究很多，爭論也很激烈。 中國學術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關注當今社會的同工同酬現(xiàn)象，但主要局限于同工同酬是否應該進行和能否實現(xiàn)的常規(guī)討論。 關于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農村集體化時期的男女同工同酬現(xiàn)象，至今尚未進行過專門的研究。 本文擬以太行山區(qū)為例，對此進行考察，豐富女性史，特別是男女對同工同酬問題的認識。 太行山區(qū)是指以南北縱貫冀晉邊境的太行山脈為主線，包括位于太行山深處和太行山腳下的廣闊鄉(xiāng)村。 這里交通不便，新聞閉塞，經濟文化落后，早就意識濃厚，正是這個地區(qū)，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發(fā)源地。

提出實施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前提是男女必須一起勞動，也就是說有可以比較的統(tǒng)一勞動方法。 中國農村集體化農業(yè)的開展，為此提供了條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庫空空虛、經濟疲軟，盡快建立繁榮的現(xiàn)代工業(yè)化國家成為主要任務。 中國工業(yè)的落后決定了必須從農業(yè)中吸引資金，迅速發(fā)展工業(yè)。 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農民的生產資料必須由國家管理。 于是，集體化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步步建成了。 以前傳下來的農業(yè)勞動是以戶為單位的作業(yè)，通常在男主之外，在女主之內。 作業(yè)變成集體生產后，為了擴大農業(yè)的積累，為國家的工業(yè)化積累資金，要求動員所有可以錄用的勞動力。 因此，鄉(xiāng)村婦女作為亟待開發(fā)的勞動力資源，開始大規(guī)模登上歷史舞臺。 在這個過程中，男女同工同酬是非常重要的動員方法。 其實，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特別是建立革命根據(jù)地后，一直重視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把勞動解放作為婦女解放的重要標志。 在具體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發(fā)揮婦女在農業(yè)生產中的作用，廣大婦女參加勞動已成為根據(jù)地經濟和社會快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在集體化這個新的歷史時期，讓婦女參加勞動仍然是解放婦女和增加農業(yè)生產的重要手段。 但是，與革命時期不同，男女同工同酬開始成為實現(xiàn)這一目的的重要措施。

在互助組階段，農村已經開始發(fā)生勞動報酬乃至勞動分數(shù)的計算④，出現(xiàn)了女性勞動記錄的雛形。 但是，由于女性主要是打雜、打工、輕活，對勞動報酬關系認識不多，所以沒有與男性同工同酬的迫切愿望。

男女同工同酬提出普遍口號，始于山西省長治專區(qū)平滑縣西溝村初級合作社⑤。 集團化時期，山西太行山農村是頻率較高的典型地方。

西溝村于1951年底成立了初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 之后，根據(jù)《人民日報》刊登的模范事跡:

男性一天記錄10分，女性一天記錄5分。 女人管這叫老五分，很不服，說不如在家接受鞋底。 耙地的時候，女職員張雪花拉著牲口，男職員馬玉興站耙地。 拉牲口是四分工，立耙子是十分工。 耙了一會兒后，雪問:“為什么我不能耙？ 馬玉興說:“不怕摔你嗎？ 希望你試試雪花。 兩個人變了以后，滿地都是雪，耙了半天。 晚上發(fā)工票的時候，雪說:“我的這張工票怎么發(fā)？ 男職員:“就這樣粘糊糊地像兩個人一樣打發(fā)了吧？ 另一位女性申紀蘭是初級社的副社長，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大家。 第二天，公司把耙地的工作全部交給女性，男性整理土地，改良土壤。 1952年春天，春季廣播開始。 把大量的屎拉平地面。 男人均等地扛糞，女人用鐵鍬把糞放進糞筐。 男性一天泡10分鐘，女性一天泡7分鐘屎。 女性也要求拉屎均等，男性說拉屎需要技術，女性建議男女分開比較。 公司分給同樣多的男女一樣多的土地，男女在一根梁上拉屎。 結果，沒到中午，女性都到齊了，但有些男性還沒到齊。 那么，最反對同工同酬的男職員張先生也說:“應該提高女性的底部。” 從此，社務委員會取消了婦女達到老五分的規(guī)定。 根據(jù)男女同工同酬的大致情況，重新評價了女性的底線，申紀蘭、張雪花、呂樓蘭被選為10分，李二尼被選為7分。 ⑥)⑥

西溝村的事跡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后震驚了全國，各省黨報幾乎無一例外地轉載了全文。 據(jù)此，男女同工同酬開始提出重要命題，開始進入中共中央的視野。

其實，在該報道發(fā)布前兩個月，知名女運動領導人章蘊在全國婦聯(lián)召開的婦女實務會議上做了《關于當前婦女實務問題的報告》，指出了互助合作中的同工同酬問題，以男女勞動力平等為同工同酬的最終目的⑦。 但是，這份報告越來越多，只不過是女性業(yè)務體系中的政治推動。 但是，《人民日報》一文出爐后，中共中央和領導人不斷倡導男女同工同酬問題，并正式制定了相關政策。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快速發(fā)展的決議》，確定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 男女勞動力要根據(jù)就業(yè)質量和數(shù)量，實行同樣的報酬大致。 (如果勞動超過男性，報酬也同樣會超過。 如果勞動不如男性，或者只達到男性的一半，報酬也會同樣減少。 ⑧。 也就是說，同業(yè)應同工同酬，不同勞動者應支付不同報酬，男女應平等。 1954年9月，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48條第2款規(guī)定，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執(zhí)行男女同工同酬。

廣泛而深入地推行同工同酬政策，是1955年農業(yè)合作化熱潮時毛澤東在三篇文案中所作的話語。 第一個按語寫在《邢臺縣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關于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婦女就業(yè)快速發(fā)展的計劃》一文中。 所有女性勞動力在同工同酬大體上下一律參加勞動戰(zhàn)線的要求，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xiàn)。 第二篇寫在《婦女進入勞動戰(zhàn)線》一文中。 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動員廣大的女性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很大的意義。 在生產中，必須實現(xiàn)男女的同工同酬。 第三篇寫于《在合作社內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一文。 建議各鄉(xiāng)各公司普遍照辦。 ⑨這三個指示下達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迅速在全國各地普遍宣傳。

隨著黨和政府制定、推行和動員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各地農村在觀念和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和推進。

初級社階段，首先通過提高女性的生產技術和實績，來改變男職員輕視女性的觀念。 如山西陵川縣原莊連全寶公司，金云花副總經理一方面說服女性重視掌握生產技術，帶領女員工和男員工開展增產競爭運動，另一方面女員工不僅取得了好成績，生產技術水平也有了提高。 的有同工同酬情緒的男職員靳小由、靳安說:“今年的女性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可以學到很多。 真的和以前不同了，不能說人不行。 ⑩其次，制定定額，通過記錄工作來衡量女性的勞動。 河北省邢臺縣東川口村、村黨支部按照中等勞動力的勞動效率制定生產定額和標準勞動分，一方面調動較強的勞動力和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逐步發(fā)揮女性勞動力、一半勞動力。 (十一) )。

高級社階段也從思想和制度兩方面貫徹男女同工同酬政策。 提高婦女的勞動質量是改變以前流傳下來的觀念的關鍵。 在河北贊皇縣，縣婦聯(lián)特別強調婦女工作應保證質量。 該縣西王莊村因女性勞動質量提高，勞動分數(shù)從5分增加到10分，激發(fā)了女性的積極性( 12歲)。 制度上的改善與高級社經營方法的一些變化有關。 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后，農民只有依賴合作社才能維持生存，從事多少勞動、掙多少勞動量成為獲得生存資料的標準，要求記錄勞動量的制度更加合理化。 1955年11月全國人大公布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推薦了兩種勞動分工制的死分活考核和定額記錄工，要求無條件執(zhí)行男女同工同酬( 13歲)。 這兩種記錄工的做法比以前的工分制度更靈活，有利于提高女職員的生產積極性。

人民公社成立后，同工同酬政策的實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其中，又分為大公社、60年代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三個階段。

公社是指1958年至1960年的人民社會化運動階段。 由于大力推進以按需分配為中心的供給，以勞動量、質量為依據(jù)的勞動分配制退出，男女同工同酬也無從談起。 這種具有絕對平均主義特征的方法，嚴重損害員工的生產積極性，消極怠工、偷工減料，甚至破壞集體經濟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1959年4月，中央重申按勞分配，多數(shù)以勞為主的分配大體推薦死級活動考核、定額管理、勞動者評分、按工作日分配等做法( 14 )。 各地開始恢復以按勞分配為中心的分配，降低了供給的比重。

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隨著以三級全部、隊為基礎的新體制的確立，各地恢復了評定工作評分制，同工同酬政策再次受到重視。 如山西交城縣，磁窯大隊第二生產隊為了執(zhí)行男女同工同酬，所有女性可以單獨操作的農活，都交給了女性。 女性難以單獨工作的農業(yè)勞動，用男女混合的方法進行。 中耕小麥的話，單獨讓女性做，一天最高賺14分，達到了男性勞動力的水平。 (十五) )。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掀起了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學習大寨高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走什么路線的高度，學習就是走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不學習就是邪道，反對學習就是資本主義派 在勞動管理方面，學習大寨工點也講男女同工同酬，但多以是否有正確的勞動態(tài)度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標準評分。 這個評分方法很難控制和操作，被員工們稱為大致得分。 一時，大聲疾呼，敲詐外國工人的現(xiàn)象非常嚴重。 大寨工分喧囂后，各地回歸到底點背誦和底點活評的工分制度，其中以前者為主。 在太行山區(qū)，前一天得到一天的工作，年末按照工作數(shù)量分配，為了實現(xiàn)同工同酬，提倡絕對平等，男性非常多女性，男性八分女性八分( 16歲)。

在這個階段，同工同酬的發(fā)展帶有強烈的政治性，上升到了兩條思想和兩條路線的斗爭。 以阜平縣西莊公社為例，具體為一學、二造、三擺、四批。 一學就是舉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讓大家認識到是否執(zhí)行同工同酬政策，不僅是一些工分問題，更重要的是鞏固或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 二是利用各種形式，大力制造革命輿論，使毛澤東關于同工同酬的指示和同工同酬政策廣為人知，深入人心。 所謂三位一體，就是將舊社會女性所遭受的痛苦和新社會女性的作用大排長龍，讓大家認識到，女性能夠撐起半邊天，男女事先必須真正平等。 四是冷酷批評男尊女卑和女性無用論調，讓男職員正確對待男女同工同酬，發(fā)揮女性作用。 (十七) )。

關于同工同酬政策的實施效果，各大媒體曾經廣泛傳播說，女性解放，女性撐起半邊天，男性能做的事，男女達到了同工同酬。 確實，這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勞動熱情，無論是合作社時代還是人民公社時代，都有一點實例。

初級社階段，男女同工同酬的口號剛被提出，女性的勞動力就開始增加，生產熱情也開始顯現(xiàn)出來。 在阜平縣南五合作社，利用春耕的機會，通過錄取工和包工制重新評價婦女的勞動能力，勞動點從過去的五六分增加到八九分。 由于勞動力的提高，女性參加生產的人數(shù)從一開始就從幾個增加到了300多人。 社員孟小香說:“真的參加生產的心情與日俱增，可以得到和男性一樣的工作積分。 (十八) )。

到了高級社階段，員工的報酬完全以勞動者得分為計算標準，女性的出勤率和生產積極性將進一步提高。 在完縣光明社的情況下，鍬每畝，不論男女，均記錄6分； 除蟲也和男女一樣，每天記住8分； 整天，男的干重活，記十分，女的干雜事，輕活，翻來復去，聽場子什么的，記了8分，差不多達到了同工同酬。 由于評分合理，全公司男女老少的勞動得到了相應的報酬，大部分女員工的生產熱情提高了( 19歲)。

到了人民公社時期，經過一定時期的供給后，再次提出了合理的評定工點，實行了同工同酬政策，出現(xiàn)了女性勞動力的生產效果。 像陵川縣黑山底生產大隊一樣，合作社時代一直是男員工10分，女員工7分。 進入60年代，開始修訂勞動定額，考核勞動者的評分，不分男女老少，不受底線限制，充分利用工作，有定額就錄用勞動，極大地刺激了女性的生產積極性。 完縣北關生產隊每天運糞的每16輛車記錄10分，每超過1輛車記錄多1分，每輛車減少1分。 年輕的女職員朱秀珍過去一天只推了10輛車，但自從接到定額后，增加到了每天21輛。 一個女人為了多運糞，從挑糞、升降機改成了推車。 10天內，20名女性共運送了500輛大車，占搬運總量的50%(20歲)。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處于動蕩時期，男女同工同酬政策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阜平縣西莊公社于1975年實施男女勞動力統(tǒng)一站隊，女性勞動點突破過去6分。 據(jù)138名婦女勞動力統(tǒng)計，7分以上者達到70多人，占婦女勞動力總數(shù)的50%以上，從而調動了婦女生產的積極性，出勤率和勞動效果明顯提高。 就像四隊磚窯的生產一樣，以同樣的勞動力，過去出窯需要三四天，評估工作后兩天就完成了。 過去的女性勞動力背著十五六塊磚頭，實行同工同酬后，增加到二十四五塊( 21歲)。 邢臺縣石門公社35個大隊，男女共12800名，其中女性勞動力6596名，達到總勞動力的50.1%。 女性勞動力的底點普遍提高，到1979年提高勞動力的女性勞動力有4961名，占女性勞動力總數(shù)的75.2%，其中被選為1級10分的有718名，被選為9分以上的有2666名( 22歲)。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集體化時期的30年間，同工同酬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不管是承包兼職，還是在死點死記硬背，女性的勞動點報酬都會增加，甚至和男性一樣。 相應地，女性的生產出席率也明顯提高。 因此，婦女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 昔陽縣后龍風垴生產大隊員李岡成的一句話，大致展示了女性經濟地位的變化。 他說:“過去女人吃漢，穿漢，現(xiàn)在女人養(yǎng)家。 ( 23 )女性政治地位的變化，以女性擔任社隊干部的人數(shù)增加最為明顯，例如長治地區(qū)的118個農業(yè)合作社中，有女正副社長95人) 24 )。 這樣，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中，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可以說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文：《“勞力·平等·性別：集體化時期太行山區(qū)的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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