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是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圍剿失敗，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召開的。

第五次圍攻失敗，長征開始，左傾領導人率領八萬六千多名中央紅軍進軍湘西，到達湘西和賀龍，將關應時、任弼時指揮的紅二六軍團會師作為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沖破敵人第四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以犧牲五萬多官兵生命的代價，終于突破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第四封鎖線。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只剩下三萬兵力。 剩下的三萬紅軍前途如何？

此時，蔣介石已查明紅軍的行動企圖，早就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而臨時中央左傾路線的領導人博古(秦邦憲飾)，李德則按計劃向湘西前進。 這無疑是自投羅網。

在這危急情況下，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根據當時的軍事態勢，力主放棄了本來向北到湘西匯合賀龍，回到任弼時應該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的計劃，向國民黨統治力薄弱的貴州前進，努力擺脫敵人，自主行動。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強行渡河烏江，乘勝占領黔北重鎮——遵義。

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有四年，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另外在中央蘇區，許多干部對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軍事指揮錯誤表示懷疑和不滿，軍團指揮官在作戰電報和報告中提出了批評意見，有些同志與李德發生了激烈爭論。 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了自己正確的主張，但不能接受。 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的作戰多次失敗，特別是湘江戰役的巨大損失，使這種不滿達到了頂點。 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術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拒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 強烈要求改變指導，改變軍事路線。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以及紅軍干部，反復進行了周密的實務工作，把第五次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分解給了他們，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周恩來、朱德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可以看出，中央領導大部分對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基本上意見一致。 在這種形勢下，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并且，中央紅軍攻占遵義，將敵人數十萬追兵丟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趁機進行短期休業，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于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遵義會議的成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相關人員，他們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 1907年( 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是中央三人團成員。

朱德( 1886年( 1976年)清末舉人，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官。

陳云( 1905年( 1995年)學徒出身，全國總工會黨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 1900年( 1976年)又名洛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教授學院學習、任教。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1893年( 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中國共產黨第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局常務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 1898年( 1976年)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是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

王稼祥( 1906年( 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 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防衛局局長。

劉少奇( 1898年( 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出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 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是紅九軍團的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

劉伯承( 1892年( 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

李富春( 1900 )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 1907年( 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團長。

聶榮臻( 1899年( 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 1898年( 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團長。

楊尚昆( 1907年( 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 1899年) 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共產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李德和李德的翻譯伍修權。

劉少文，河南省信陽王家崗人，( 1905年12月29日-1987年4月10日) )以秘書身份列席會議，遵義會議全體記錄工作由劉少文同志負責。

會議重點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 首先做了博古反對第五次圍攻破壞的總結報告。 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反動力量，第一是他和李德壓制了正確的意見，不承認是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的錯誤。 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了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圍剿失敗的首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人的戰術戰略錯誤，自行負責，進行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然后，批判了博古和李德。 張聞天在會前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就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解體和批判，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術戰略問題和今后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 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位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 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務委員會審查，然后送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根據出席會議的許多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文案，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 該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 決議確定，博古、李德用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用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首要原因。 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指導紅軍長時間作戰中形成的戰術戰略基本上是大致的。

遵義還制定了紅軍隨后的任務和戰術方針。 紅軍決定橫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 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中央紅軍決定在川滇黔三省的廣大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遵義重組中央領導機構，將毛澤東增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然后決定取消三人團，依然是中革軍事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最后下定決心的負責人。 之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 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雞鳴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分工，張聞天決定代替博古擔任中央總書記(習性上也稱為總書記)。 將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援助者，實際上是太上皇取代李德的地位。 3月中旬，貴州鴨溪、剛堤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周恩來擔任團長，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在緊急戰爭形勢下召開，沒有全面討論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集中處理黨內面臨的最緊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王明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央的統治，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指導地位，中國革命航船終于走向其進程 這些成果是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處理自身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成熟。 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拯救了黨，拯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 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從此，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黨中央，駕駛中國革命之船乘風破浪，從勝利走向了新的勝利。

本文：《“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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