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曾經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共產主義政黨，現在已經進入了20多年的歷史。 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蘇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著重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一貫的根本事業方針。 但是，隨著蘇共政權的長期化和政權地位的穩定，黨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侈之風愈演愈烈。 蘇共政權后期，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在黨風建設方面暴露出的問題非常尖銳。

蘇共解散前，當時的蘇聯科學院進行了民意調查，被調查者中，認為蘇共仍能代表勞動者的占4%，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代表黨的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比例為85% 回顧蘇聯20萬人時建國、200萬人時保衛國家、2000萬人時失國的歷史，蘇聯政權后期黨風的持續腐敗和民心的喪失，無疑是蘇聯最終走向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訓1 :形式主義泛濫

勃列日涅夫時期，遠離現實、遠離大眾的形式主義說教填補了蘇共整個意識形態推進行業。 蘇共不斷強調馬克思主義，但黨在指導思想上已經高度僵化，萬金油式的陳詞濫調和千篇一律的官話充斥著黨的各種推進話語。

正如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里加喬夫所說，理論脫離實際，言行背離，這左右著社會和政治迅速發展的首要趨勢。 黨內、社會普遍形成了一面說一面做的風潮。 《真理報》前總理法納主廚在回憶蘇共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經歷時指出，上面并未要求獨特的思想，重要的是只有幾個，用新的形式取代舊的、沒人感興趣的思想，找到新的表達方法。

在這些空無聊的陳詞濫調中，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逐漸破裂，進而發展成廣大人民群眾對蘇共的厭煩、冷漠，甚至陽奉陰違。 到20世紀70年代，蘇聯社會所謂的夜間人現象幾乎普遍存在。 這些人以知識分子、大學教師和官員為主體。 白天，他們總是和官方一致唱贊歌。 到了晚上，他們舉行秘密集會，閱讀地下出版物，嘲笑和譴責政治笑話乃至當權者。 在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長期影響下，蘇共在黨和人民之間挖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此外，對領導人盲目的個人崇拜已成為這一時期形式主義風尚的重要表現。 勃列日涅夫政權后期，個人崇拜現象愈演愈烈，有超越斯大林時代的勢頭。 例如，前蘇聯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瓦爾德納澤熱切希望勃列日涅夫成為真正列寧式的領袖、黨和國家的英明領袖、英明理論家。 在空前高漲的領袖崇拜浪潮中，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加入了自我表現的個人崇拜。 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都沒有突出的戰功和功績。 在強烈的虛榮心和一點點人奉承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僅晉升為蘇聯元帥，還出版了三部回憶錄。 在每個出版期，《真理報》等重要媒體都要在重要位置刊登書評，大肆吹捧。

整個蘇聯社會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個人崇拜風潮中，最高領導人已經完全與廣大人民群眾隔絕，成為只能受人崇拜的偶像。 大眾了解黨和領導人的方法，往往來自于機械無聊的說教和刻板地傳播無新意的文案。 例如，根據1986年的官方報告，中央聯社、軍事出版社、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系統積累的1986年至1986年間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蘇共其他領導人的書有221部，321.9萬多本。 其中僅勃列日涅夫的作品就達到166部、277.9萬部，此外還包括勃列日涅夫的標準像70萬張。

勃列日涅夫時期，與充滿領導虛偽空的大量個人崇拜、殷勤奉承之風和官話翻唱相比，黨內形式主義和個人獨斷不正之風大大助長，人民群眾對領導和執政黨的不信任感不斷加劇，黨群關系不斷惡化。

教訓2 :官僚主義越來越嚴重

在蘇共黨內，官僚主義首先表現為官僚機構和人員的膨脹。 應該指出的是，直到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共黨內也出現了一些官僚主義的萌芽，但并沒有達到嚴重泛濫的程度。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從單純追求干部隊伍穩定的角度出發，黨員領導干部的職務終身制實際上全面恢復，由此引發的黨政機關和人員膨脹和領導干部隊伍嚴重老化現象，大大加深了這一時期蘇共黨內的官僚化程度。

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連任的中央委員比例達到83.4%。 除去去世的，連任的比例居然達到了90%。 1981年蘇聯成為26大的時候，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成員居然是上屆原班的成員。 而且，干部職務終身制的繼續必然會導致干部隊伍的嚴重老化。 1964年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團成員的平均年齡分別為61歲、52.8歲、54.1歲、55.1歲。 進入20世紀80年代，平均年齡分別增加到70.1歲、62.5歲、67歲和68.1歲。

干部體制的老化和僵化，不僅使全體黨員干部隊伍顯得無精打采、低效，而且不斷強化黨內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阻礙了黨組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蘇聯成立初期，列寧血淋淋地指出，如果有破壞我們的東西，就是這個(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 隨著官僚隊伍的不斷膨脹，部門職責不明，不同部門之間相互推卸責任等，官僚化的傾向和弊端也開始顯現出來。

20世紀60年代末，為了加快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蘇共中央政治局曾召開中央全會，讓由數字中央書記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負責。 但是，在該委員會將總結報告提交給勃列日涅夫總書記審查之后，這件事就不再繼續下去了。 自從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去世后，這本古老封印的文件在整理文件時偶然被發現，但此時的蘇聯科技事業已經跟不上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

正如列寧所說，我們需要的黨應該是真正與群眾始終有聯系的黨，是善于領導群眾的黨。 但是，蘇共政權后期一步步拋棄了群眾路線這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勝利法寶，使列寧當初的告誡不幸成為殘酷的現實。

(/S2 ) )教訓3 )享樂主義思想正在蔓延(/S2 ) )。

列寧時代，當時的蘇聯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因饑餓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倒下。 為了保證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基本生活，列寧提議設立療養食堂。 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就出現了當時黨內高級領導干部除工資外還領取帶特殊津貼的信封的金袋制度。 但是在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特權現象并不嚴重。 勃列日涅夫時期，擴大了干部特權的享受人數，提高了特權標準，特別提供店大量出現，黨員干部的免費食堂、高級別墅、豪華汽車等也大幅推開。 此時，特權現象開始蔓延到整個干部隊伍。

作為蘇共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享樂主義思想無疑在蘇共黨內和廣大人民群眾面前建立了極端惡劣的反面典型。 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對勛章自卑感很強，喜歡授予他人各種各樣的勛章和獎牌，熱衷于自我授勛。 據不完全統計，他一生中獲得過數百枚各種各樣的勛章和獎牌，在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葬禮送行行列中，僅拿著勛章和獎牌的軍官就有44人。 1978年，勃列日涅夫獲得代表蘇聯軍隊最高榮譽的勝利勛章，是戰后首次獲獎。 與此不同，勃列日涅夫樂于向別人炫耀奢侈的物質生活。 當選蘇共最高領導人后，勃列日涅夫帶著來自鄉村的母親炫耀豪華別墅、其他珍貴禮物、豪華轎車等。

除最高領導人外，蘇共黨內的享樂主義思想遍布整個特權階層。 這個階層的主體力量是掌握實權的黨政干部，他們具有很高的分量，是一體的。 據俄羅斯學者估計，當時這個階層約有50萬至70萬人，包括他們的家人在內共有300多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

在全社會富有成效的風潮中，特權階層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大肆掀起享樂主義和特權腐敗之風。 里加喬夫回憶說，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第二天就裝備了海鷗號的車。 然后他說不愿意坐這種型號的車，要換乘低級車的時候，里加喬夫本人做了一件特殊的事，破壞了機關的風氣，為難了其他干部，因此受到了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 由此可見，在嚴格的階級序列下，蘇共黨內的特權結構逐漸固化，嚴格排除了廣大人民群眾。

從整體上看，特權階層當時的比重不大，但在瓦解黨群關系、蛻變黨的宗旨和性質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破壞作用。

(/S2 ) )教訓四)奢侈之風盛行)/S2 ( ) )。

享受勛章和獎牌帶來榮譽感，勃列日涅夫也表現出了對奢華物質生活的極度追求。 勃列日涅夫不僅喜歡勛章和獎牌，還非常喜歡狩獵、住豪華別墅和收藏豪車。 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各級官員之間的送禮之風也迅速發展到了頂峰。 據統計，勃列日涅夫收到的珍貴禮物中，光豪華獵槍就有100支以上。 在視察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時，共和國第一書記阿利耶夫向勃列日涅夫贈送了純金半身的雕像。 之后，阿利耶夫立即調往首都莫斯科擔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并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并且，勃列日涅夫的許多親屬也在此幫助下，利用裙帶關系得到了各種高官的厚祿，享受著各種奢華的生活。 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卡琳娜在父親的庇護下藏著各種珠寶首飾，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很久。 她的丈夫丘吉爾·巴諾夫最初是內務部上尉的警衛，成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后，迅疾晉升為內務部政治部主任、內務部副部長、第一副部長，擔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和最高蘇維埃代表，被授予大將軍銜。

任職期間，丘吉爾·巴諾夫利用職務之便，以權謀私，大搞貪污。 據有關部門統計，1976年至1982年間，丘吉爾·巴諾夫僅受賄額就達到656883盧布(約110萬美元)，幾乎相當于一名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 然而，勃列日涅夫去世近五年后的1987年2月，丘吉爾·巴諾夫終于因貪污、濫用職權等罪名被逮捕，并被送往軍事法庭受審。

到了勃列日涅夫政權后期，隨著石油外匯的銳減和蘇聯自身經濟的衰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 但是，黨內特權階層依然對此視而不見，繼續沉浸在奢侈的快樂中，最終被人民完全拋棄。

客觀地說，面對蘇共后期的變質，蘇聯共產黨員還有些抗爭。 后期每年除了數百萬黨員退黨外，還有8·； 19事情也是為了不讓蘇聯解體的重要抗戰。 得民心者失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蘇共后期馬克思主義、黨的根本宗旨和對群眾路線的全面背離，無疑是蘇共最終走向敗亡的深刻原因。 1991年8月被迫解散時，蘇還擁有約2000萬黨員、2600萬團員、43.3萬基層黨組織。 然而，面對自身終結的命運，許多群眾和蘇共黨員漠然視之，或痛斥黨員干部腐敗現象，或望風而轉舵至別處，卻沒有一個蘇共在此時蛻皮表示聲援和支持。

作者: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信息研究院院長； 趙衛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

本文：《“張樹華 趙衛濤：脫離群眾是蘇共亡黨的根本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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