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視特別關心文化改革，首先《信息聯播》連續幾天贊揚“文化民營”，然后大力提倡文化普及應該去“政治化”。 聽到消息，我感到非常不祥。 因為這樣的改革很可能會讓我們失去文化的主導權。

不是嗎？ 公司改革，我們“公之于私”，公司交給我和外國人，經濟主導權受西方控制的金融改革，我們放任西方資本控制中國金融公司，積極放棄國家金融控制權的糧食改革，農業部大力推進美國轉基因， 將糧食和糧食物種供給的控制權交給美國人進行醫療改革，我們允許外資在國內設立醫療和科研機構，使我們成為西藥科研大鼠，并使中國人的基因圖譜流失國外，近年來怪病頻發，且倉促、異常可疑； 推進改革，我們允許外資控制媒體，讓中國的輿論主導權被西方控制，漢奸到處橫行。 總之，每一個都錯了，失敗的例子不多。 所以，我對文化改革也很擔心。

一是擔心文化公司受外資控制。 說實話，一看到“民營”這個詞，我嚇得全身發抖。 因為這幾年，西方壟斷資本披著“民營”的馬甲，支配著我們很多資源。 如果放任文化“民營”，中國文化公司必然變成外資中餐，文化是塑造國民靈魂的戰術產業，被西方控制了，我們不就完蛋了嗎？

二是擔心文化會推進“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很可能是文化改革的本質和核心！ 眾所周知，文化普及的關鍵是“講政治”，即使不能隨時隨地“光打政治的名頭”，也決不能“去政治”。 因為這意味著我們要主動放棄思想武裝。 實際上，任何國家的媒體和文化普及都是“講政治”的，美國也不例外！

如果要實事求是，在內政方面，美國媒體確實是自由的，這是因為各黨派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不容易讓當權者和集團長期壟斷和封鎖主要的信息議題。 但是，在外交方面卻完全不同。 這是因為受美國特定的地理和歷史，特別是“孤立主義”的影響，美國國民普遍缺乏對國際問題的常識和趣味性。 因此，美國主要媒體在“涉外議題”上，在美國外交政策和所謂“國家利益”之間保持著驚人的一致性，首要手段是封鎖信息議題。

例如，1961年11月，《紐約時報》記者得知中情局在科羅拉多州秘密訓練西藏“自由戰士”，麥克納馬拉國防部長辦公室聽到后迅速介入，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壓迫這一信息。

另外，1998年10月，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富勒教授被中情局從新疆民族問題研究計劃中除名。 他不贊同該局制定的“分裂中國”路線，因此將中情局告上法庭。 雖然大學教授和中情局打官司是信息熱點，但平時對新疆“分離主義者”非常感興趣的美國主要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害怕這場官司會暴露中情局的對華政策。

而且，美軍在海灣和巴爾干地區采用了貧鈾彈。 因此，從1991年1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盡管大部分西歐媒體不屬于英語世界，但至少發表了195篇關于貧鈾彈的英語報道，但美國主要媒體沒有極力進行類似的報道。 例如《華爾街日報》杜絕了關于貧鈾彈的信息。 《紐約時報》只刊登了1封美聯社和3封網民來信。《華盛頓郵報》除了最先吹噓1991年美軍在伊拉克采用了貧鈾彈外，在接下來的9年中只有2封關于貧鈾彈的信息。 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些議題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主要媒體經常實行信息封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美國電影也是“談政治”，像好萊塢一樣“談政治”從以前開始流傳，是從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開始，美國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以當時好萊塢的“親共產主義”活動和傾向為調查和打擊對象，在電影界擴大的 有一次發生告密，所有人都處于危險之中，很多人為此丟了工作，上了“絕不雇傭”的黑名單。 好萊塢由此養成了“談政治”的習慣。 近年來，好萊塢的“政治優勢”趨勢更加明顯，例如關于西藏主題素材的幾部電影，幾乎都鼓勵“西藏獨立”。 此外，去年拍攝的《伊斯蘭教徒的無知》明顯詆毀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

特別是“911”后，好萊塢迅速成為美化“反恐戰爭”的重要工具。 例如，歌頌美軍士兵勇敢頑強、岌岌可危的電影《黑鷹墜落》上映時，切尼副總統、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出席，并被送往“反恐”前沿的美軍海外基地播出。 《我們曾是戰士》和《萬恐之和》也受到同等待遇，《我們曾是戰士》為布什總統個人播出。

同樣，好萊塢電影中的美軍和情報人員，大部分都是“光輝正義”。 這與近年來陸續曝光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軍屠殺無辜平民以及冷戰時期中情局的大量黑暗行為正好相反。 (-6-25日早上) )。

專制社會沒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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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是中國怪象頻發的根源

與其關注茅于軾，不如關注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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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性是中國人的精神枷鎖

中國人為什么不舒服了？

本文：《“時代尖兵：可怕的文化改革”》

心靈雞湯：